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为致敬改革开放45周年，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南方日报、南方+特邀专家学者从改革开放方法论、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角度撰写理论文章。
充分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
45年以来，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而且日益影响着世界的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瞩目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比喻的：“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化、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唯物观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首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把握了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方法论，并将其用中国化的语言概括表述为“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上，“猫论”就是这种改革思维的形象表达。也正是因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在不断破解各种难题与挑战中得以切实推进。
贯彻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复杂的改革现状与实际国情形成了正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今天中国的“实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是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有所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深入把握复杂的改革“实际”。总书记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贯彻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道路问题的符合实际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总书记关于道路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出发，在实践探索中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坚持实践观点，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45年前，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说明，改革开放伊始就以解决中国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为指向。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我们党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推动国家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党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正是由于坚持实践观点，针对现实问题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不断调整改革的步骤与速度，才保证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坚持矛盾观点，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中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历来重视用矛盾眼光分析和解决问题，尤其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其中，妥善处理“破”与“立”、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重要。
妥善处理改革中的“破”与“立”。所谓“破”，是指要着力改变或消除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动真碰硬，同时还包含要破除旧的思维模式；所谓“立”，是指要巩固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建章立制，同时也包含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等发生重大变革，我们党适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们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新时代以来，推出改革举措将近3000项，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式现代化在“破”与“立”的对立统一中实现了改革发展的动态平衡。
妥善处理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一场革命，需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是，无论闯与干，都离不开社会稳定这一重要前提。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矛盾叠加，更需要处理好发展活力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切实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坚持联系观点，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态势，我们党秉持整体性、开放性的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灵活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
改革开放45年来，我们党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到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实践证明，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观察世界，绝不能把自身孤立于世界之外。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不仅要抓住机遇促进全面开放，从世界中汲取发展动力，也要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坚持群众观点，充分调动人民的改革积极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主体和力量源泉。45年的改革开放史，归根结底是党和人民的奋斗史、创造史。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取得新成就，是因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向基层放权赋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从事生产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激活生产经营活动，促进生产力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更要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筑牢群众基础。同时，还要加快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和激励机制，探索建立改革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以人才驱动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追溯历史，改革开放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启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追求催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4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奠定物质基础、创造社会条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现代化需要制度保障。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制度变革、制度建构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现代化都是在制度框架内有序进行的，通过建构、完善各方面制度激发现代化的力量，保障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有赖制度定位方向、激发力量、提供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主要是体制机制的变革、制度体系的建构和重大制度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诠释了现代化与改革的内在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全面部署，系统总结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阐明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时，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纳入其中，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既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激发、凝聚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的制度依托和制度保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现代化从经济现代化起步，通过经济现代化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共性。一方面，经济现代化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现代化提供经济支撑、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经济现代化对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提出诉求，进而带动各领域的现代化，实现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1979—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温饱不足、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尽管赢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存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新的特征。比如，“创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过程，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独立性；“绿色”发展理念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享”发展理念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凸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使发展更具整体性、协调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和水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成为高品位的现代化。
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条件
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现代化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上运行的，需要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保持社会稳定才能凝聚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行稳致远；社会动荡只能延误现代化的进程，导致现代化的中断，甚至带来历史的倒退。中国式现代化同样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努力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通过制度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社会公平正义既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也为凝聚现代化力量提供了社会支撑。
改革开放创造了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奇迹。当今世界局势错综复杂，部分国家长期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受阻，而“中国之治”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群体性事件明显减少，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稳定，香港实现“由乱到治”，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撑。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重大制度创新解决妨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拓展对外开放的空间，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的思想与智慧的积淀，同时又源于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所选择的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的中国道路。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目标，那么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如果说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很好地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国别性，那么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则以其成功的实践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正确性的同时，丰富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参照与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具有鲜明国别性的现代化的实践，是对人类文明与现代的丰富与完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的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指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又不同于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特色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路径与模式。它具有以下鲜明特征：以中央授权改革为主导，以举国体制为保障；以建立经济特区为重要的实践载体，以先行先试为主要的实践逻辑与步骤；以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口，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与共享发展为宗旨。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径又反映了中国道路前行的轨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以经济特区为实践载体，通过四个逻辑路径影响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进程：其一，中央顶层设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特殊政策诱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与需求的两个方面，形成了推进改革开放的相辅相成的有机进程；其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结果和推动力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内在强有力的演进逻辑；其三，中央政府和中央授权“先行先试”“先行示范”的“次级行动集团”的经济特区，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中既地位、作用、力度截然不同，又缺一不可的独特的制度变迁的“双主体结构”；其四，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加强的“虹吸效应”、扩大的“扩散效应”、制度化的“涓滴效应”和迅速展现出来的“倒U型曲线”增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绩效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现速度。
改革开放45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方式与路径，从而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改革方式与路径不仅减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本，降低了制度转型的风险，避免了社会转轨有可能发生的动荡，而且还在加快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形成中国经济新版图的同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令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受并借鉴的中国发展经验与模式。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实施路径，又是中国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不仅赋予了中国经济特区不同于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所定义的独特功能与使命，而且还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
经济特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从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以首先建立经济特区为实施载体的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实施路径，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用富有制度绩效的改革措施与方案书写着中国道路的理论篇章，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魅力。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模式与路径，从多个方面增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其一，作为中央确定的率先改革开放的政策性经济增长极，经济特区政治使命不可避免而又符合逻辑地具有了来自于制度力量的附加值。因此，在举国体制推动与经济规律作用的有机结合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快速产生对要素的“虹吸效应”，而且同样较为迅速地释放、形成了对周边乃至全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同时，“极化效应”又在经济特区大胆探索、率先发展的进程中，加速了“虹吸效应”的力度，从而经济特区在实践中央改革总目标的同时，以其授权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创造出更加强大的“虹吸效应”，从而增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绩效。
其二，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框架中，中央的整体战略部署对经济特区所形成、释放的“扩散效应”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与引导作用，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点所在。一方面，随着经济特区自身的发展，在“乘数效应”机理的作用下，“扩散效应”自然形成并向周边相对落后的地区迅速释放产能；另一方面，在“先富带后富”理念下，非均衡发展进程由于“回流效应”小于“扩散效应”所形成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化的状况并没有呈现出更广泛的趋势。“扩散效应”所产生的正的溢出效应又以率先改革的制度力量，通过经验复制、借鉴的途径强化着“扩散效应”的辐射力度与区域，形成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的日益扩大化的“扩散效应”，从而加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其三，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框架中，“涓滴效应”作为改革开放的方针与内容，而不是作为经济发展后的结果，在改革之初就已经被作为发展战略而制度性地确定了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就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式“涓滴效应”的生动展示。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作为政策性经济增长极所释放出来的“虹吸效应”，在吸引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的同时，首先“虹吸”了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这种镶嵌在改革开放之初顶层设计之中的制度安排，使“虹吸效应”在改革伊始就具有了与“涓滴效应”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机制性关系。“虹吸效应”使“涓滴效应”的迅速释放成为了可能，而“涓滴效应”又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得以快速扩大。在“扩散效应”的推助下，“涓滴效应”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酵着，在向经济特区提供劳动力的同时，改变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的生活状况，缩小着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并呈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具有区域差异性的“倒U型曲线”趋势。即在经济特区率先发展的带动下，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飞速增长的结果，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增加和赤贫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共同以边际增量的方式使得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以生活实质得到改善和获得感得以兑现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于“涓滴效应”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是经济特区的功能之一，由于“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既是经济特区这一政策性增长极的内在机理，同时又以不同机理推动着“涓滴效应”的释放与“倒U型曲线”的差异性展现，从而都以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预测的理论机理的方式，加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绩效。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既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独特性。这一过程在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印证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这一过程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谋求富强的美丽故事，更体现了改革开放倡导者、领导者们的政治智慧与民族担当。
